我國古代祆教美術圖式舉隅
（一）北周安伽墓圍屏石榻及拜火圣像安伽墓中最有代表性的藝術品是“圍屏石榻”，該石榻由三面屏風構成，以石頭作為材料。屏風分左、中、右三部分，由3幅、6幅、3幅畫構成，帶有鮮明西域色彩及宗教祈禱色彩。（見圖1）一般墓葬中經常出現之仙人接引、狩獵、樂舞、送別等內容，在安伽墓中也有體現，而不同的是安伽墓中的這些情節都帶有明顯的祆教文化背景和特色。另外，屏風中所出現的石榻，與出土的圍屏石榻形制完全相同，是賽祆場面中的坐具，這也是對安伽墓圍屏石榻功能的真實寫照.
在安伽墓的甬道前的石門門楣和門框上，刻有回旋葡萄枝及祆教祭祀圖，祭祀圖正中有三駝圣火壇。三駱駝頭部向外，尾部相接，駝峰之上放置的蓮花座上又有疊成井字形引燃的熊熊圣火，圣壇之頂有忍冬花紋。（見圖2、圖3、圖4）圣壇右上側有彈撥箜篌的天人，形似古代佛教伎樂天人，左上側有手持琵琶的天人。圣壇左右各有一人首鷹足的神只。門額左右下方又各有一跪坐的男女胡人，前置小型拜火壇。這幅圖在門額這樣顯要的位置上，一方面說明了墓主人的宗教背景，同時作為北朝官員的安伽墓采用這樣的形式，也證實了北朝祆教在中土已具有一定的影響.
安伽，姑藏（涼州）人，曾任冠軍將軍、眉州刺史，北周同州薩保、大都督.
涼州是北朝粟特胡人的聚居地，安伽是這里胡人的大首領。順便要提及的是“薩保”，這一官職按照姜伯勤先生的說法：是“伊蘭系胡戶聚居點上的一種政教兼理的蕃客大首領”，可以說這是一個比較全面的概括。特別是入唐以后，薩保（也稱“薩寶”）在管理入華進行貿易的粟特胡商和對祆教宗教事務等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北齊徐顯秀墓壁畫及其祆教圖式
據史書，徐顯秀是祖籍恒州忠義郡（今河北省北部）的漢人，但是經過研究我們發現，在他的墓中，有很多外來文化因素，尤以祆教文化樣式為最有代表性.
墓室北壁壁畫中端茶奉酒之二侍女的衣裙上，有直接點染上去的聯珠紋對獸和奇異花草裝飾圖案，這是典型的薩珊波斯風格的圖案，在中原地區的北朝壁畫中也是初次出現，比之前我們知道的隋代要早了許多.
2.墓室西壁壁畫墓主的坐騎，脖子下有鏤雕蓮花、忍冬和聯珠紋的金屬纓蓋，根據法國葛爾耐先生的研究，這種樣式在阿富汗某墓中，曾經出土過一件與此形制幾乎完全一致的實物，而它的原產地應該是在中亞地區。在壁畫中出現如此逼真的飾物，并加以葛爾耐先生的佐證，可以肯定現實中確有此物，而且很可能就是徐顯秀的坐騎所配飾的特定飾物。而這件物品前所未見，很可能是粟特商人奉獻之物.
徐顯秀，忠義郡人，其祖徐安，其父徐珍都曾經在北魏任邊鎮官員。徐顯秀一生，先投爾朱榮，后追隨高歡，逐步得到升遷，到東魏時已任帳內正都督。入北齊后，封金門郡開國公。因作戰驍勇而屢立戰功，后被封武安王。卒于晉陽家中，享年70歲。徐顯秀雖為漢人，然成長于北地邊鎮，戎馬一生，身居高位，很可能接受了比較濃厚的鮮卑乃至中亞文化的影響.
“徐顯秀墓是目前發現的同時期保存最完整的大型壁畫墓。完整的墓室壁畫的發現，為研究這一時期墓葬的形制以及對隋唐墓葬制度的影響、墓葬壁畫藝術的發展提供了重要資料。”壁畫遍布于徐顯秀墓：墓道、過洞、天井、墓室均有壁畫，但由于盜洞、草木根系等原因，部分壁畫遭到嚴重破壞甚至脫落。以墓室的墓壁壁畫為例（見圖5），分為東西南北四壁，對墓主人的生前生活起居、出行等進行描繪，同時也是對墓主人死后生活的一種向往和祈望。（三）北周史君墓石堂史君的死后陵寢是一座石堂，石堂為類似漢制的歇山頂式殿堂建筑，座北朝南，面闊五間，進深三間，由底座、四壁、和屋頂三大部分組成。（見圖6、圖7）四壁分別雕有四臂守護神、祆神、狩獵、宴飲、出行、商隊、祭祀和升天等內容的圖像。所雕刻的內容和風格上帶有明顯的西域特色。這樣的樣式也和史君的粟特身份與祆教信仰相符合，同時從史君墓的石雕圖像中我們也能夠看到，它受到漢文化的影響，表現的要比粟特本地的文化更加豐富.
盡管史君墓遭到了盜墓人的嚴重破壞，但是經過研究者對墓主人的身份的考量，認定墓主人為北周時期涼州薩保史君。他是本居西域的史國人，后遷居長安.
且根據題銘記載，史君“大統初年……出身為薩保判事曹主”，也就是西魏文帝初年曾擔任薩保府判事曹主，而到了北周時期又“詔授涼州薩保”。其祖父阿史盤陀曾經擔任“本國（史國）薩保”，其父阿奴伽雖然沒有擔任什么職務，但是也有極高的修養。史君出生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根據他的年齡推算其祖父至少在北魏時期就擔任史國的薩保.
另外，涼州（今甘肅武威）是漢唐之間河西地區最大的軍政機構之所在，同時涼州也是河西較大的粟特胡人聚落所在。因此，我們可以推斷，由于家族的勢力等因素史君在當地胡人中享有相當高的地位.
還有一點值得稱贊的，“史君墓的粟特文和漢文雙語題銘的發現，對研究粟特文字及文化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四）隋代虞弘墓的對鳥火壇圖像虞弘石槨底座上的祭火壇圖像（見圖8、圖9）充分體現了墓主對祆教圣火的最高崇拜，在如此顯要的位置放置火壇圖像，也成為了虞弘是祆教信仰者的最為充分的證據。其中熊熊燃燒的火壇、兩位鷹身人首的祭司和兩位祭司均戴有口罩，這樣的圖像都是只能用祆教基本教義和信仰來解釋的。祆教認為火是最高神阿胡拉·馬茲達的象征和化身，它包含了太陽和天體的光輝，充分顯示了善神的力量和偉大的能力，閃耀著最高的真理。因此主持如此神圣的儀式的祭司們必須戴上口罩，以免呼吸污染了圣火和祭品.
根據墓志，虞弘是魚國尉紇城人，其祖為魚國領民酋長，其父曾任茹茹國（柔然）高官，而他本人13歲就擔任柔然使節，先后出使過波斯、吐谷渾，后轉使北齊，之后就留居內地，曾在茹茹、北齊、北周、隋兩地三朝為官，在北齊時還擔任過檢校薩保府，故虞弘之胡人身份不容置疑.
在虞弘的墓中有漢文墓志，既有具有漢地建筑風格的石棺屋頂和漢人俑，也有明顯具有波斯風格的石棺床和胡人石俑，可見虞弘是一個漢化很深的胡人.
我國古代祆教美術遺存的圖式特征
本文所述之中國古代祆教美術遺存，乃出于南北朝至隋唐兩代之間、分布于古陸路絲綢之路沿途及河西走廊一代的土葬墓之中。從上述圖式中可以看出一些祆教美術圖式的特征：
（一）人物形象特征主要有四類人，一是出現最多的大部分普通人物，為深目高鼻的粟特人（高加索人種），短發，身著胡服。二是出現不多的突厥人，一般為蓄長發騎馬的形象。三是出現較多的祭司形象，多是人首鳥身的長者。四是帶有頭光的神只，這些神只幾乎都是深目高鼻的西域形象。還有一類我們強稱之為“人物”的是一些動物形象的善惡二神的化身，比如狗、魚馬獸、駱駝是善神的化身，獅子是惡神的化身.
（二）配飾與細節特征1、連珠紋。在各種配飾和細節中，連珠紋是出現最多的一種紋飾，這個圖式是可以作為確定粟特人（古波斯后裔）身份的依據之一。因為這個紋飾在與佛教文化的交流中曾出現過很多變體，所以在這里只能結合其他證據以確認其粟特身份.
2、日月王冠：日月王冠并不是古代中國的產物，在魏晉南北朝佛教東漸之前并不存在，但是卻可以在同時期的波斯銀幣和薩珊銀盤上得到佐證。（見圖10、圖11）3、豪摩樹。根據瑣羅亞斯德教的教義，豪摩樹是制造“白豪摩”的原料，而白豪摩是所有神圣的復生者享用的飲品。所以，豪摩樹也是可以確認其祆教特征的依據之一.
（三）圖式內容特征在眾多的祆教美術圖式中，表現的多是賽祆祭祀、善惡二神的斗爭、狩獵宴飲場面、或行進或休憩的胡商等內容，這些內容中一類是源于宗教信仰的一種表現，另外一種是對墓主生前身后生活的一種紀念和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