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幾年來關于民族主義的爭論越來越熱了，但是這似乎更主要是集中在學術圈之中。可能對于老百姓，我們會覺得老百姓的文化水平太低了，不能理解這么高深的理論知識。但是，對于大學生這是十分必要普及的。讓大學生對于“民族主義”和“文化認同”有清醒的認識。在面對越來越多的國際沖突（本質上就是民族沖突）時能夠保持理性的思維本位，不至于采取過激的行為。這對于中華民族是復興，和諧社會，和諧地球的構建都是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關鍵詞：民族 民族主義 文化認同
一、對于“民族”的理解的百家爭鳴
理解民族主義首先必須了解民族。然而關于民族的定義中外學界至今爭論不休。西方學界比較著名的有馬克斯·韋伯對民族定義為，“nation（民族）是一種會充分地自我宣稱有自己國家感情的共同體；由此，它是一種通常趨于建立自己國家的共同體。”①另外一位民族主義研究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則認為，“民族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并且，它是被想象為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②“盡管在每個民族內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與剝削，民族總是被設想為一種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愛。最終，正是這種有愛關系在過去兩個世紀中，驅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甘愿為民族——這個有限的想象——去屠殺或從容赴死。”③這兩位學者對于民族的定義可以說是兩個不同的思考方向，前者是在已有族群的基礎上“宣稱有自己國家感情的共同體”，后者是“想象的政治共同體”。
我國近現代對民族也有著自己的定義，首選1924年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提出了他的民族定義，構成民族有“五種巨大的力”，其中最大的力是“血統”，其次是“生活”，第三是“語言”，第四是“宗教”，第五是“風俗習慣”，這五種力，是天然進化而成，不是武力征服得來的。孫中山的理解是正確的符合了日本以及西方對于民族的理解。1926年蔡元培在北京寫《說民族學》一文，認為民族的特征是“血系、語言、住所、習慣、宗教、精神體系”。④這兩位對于民族的定義都把“血統”放在了至關重要的位置，當然與當時的國情有關，但是也體現了而這對于民族定義的局限性。二者的“民族”更趨近于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格局中“多元民族”中的民族⑤。
必須承認對我國現當代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制度層面影響最深遠的當屬斯大林對于民族的定義，他認為“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⑥在斯大林對于民族的定義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關于“民族”的權威定義指導下，我國執政黨和政府把民族定義為“民族是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形成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一般說來，民族在歷史淵源、生產方式、語言、文化、風俗習慣以及心理認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⑦
由以上的對于民族的不同定義，可以看出對于民族的理解歷來不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民族”對于國家建立，成立政權的合法性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所以對于民族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社會背景，都會有不同的理解。民族不能撇清和政權之間的曖昧關系，政權離開了民族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據，這是關于民族理論所逃避不了的。
二、對于“民族主義”的難以把握
至于“民族主義”的定義更是紛繁復雜，各家有個家的看法，學界至今難以達成一致的共識。已故的英國社會人類學家厄內斯特·蓋爾納認為民族主義是政治原則和政治合法性理論,認為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主張民族主義首先是一條政治原則,它認為政治的和民族的單位應該是一致的。⑤漢斯·科恩認為民族主義是一民族的絕大多數普遍表現并要求普及到它的所有成員中去的一種精神狀態;它承認民族國家是政治組織的理想形式,承認民族是一切文化創造力和經濟福利的源泉。因此個人對他的民族是極端忠誠的,因為在他看來民族是與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并為自己的幸福創造了可能性。⑥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則認為民族主義完全是在想象的民族的基礎上，由領導者再引領民族成員進一步聯想而成的。“假設如果民族國家確如公眾所認的，是‘新的’而且是‘歷史的’，則在政治上表現為民族國家的‘民族’的身影，總是浮現在遙遠不復記憶的過去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同時延伸到無限的未來之中，正是民族主義的魔法，將偶然化成命運。”⑦西方思想家伯林“區分了進攻性的民族主義和非進攻性的民族主義，進攻性的民族主義在思想上表現為種族主義，大國或大民族沙文主義，極端民族主義。非進攻性的民族主義，就是赫爾德的文化民族主義，赫爾德提出了歸屬和民族精神的概念，……依照伯林的解釋，赫爾德有關民族的觀念，不具有進攻性，赫爾德所想要的，無非是文化的自決，赫爾德否認有哪個民族對其他民族有優越性。”⑧在國內,徐迅把民族主義概括成“對一個民族的忠誠和奉獻,特別是指一種特定的民族意識,即認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優越,特別強調促進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利益,以對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⑨王逸舟指出“民族主義表達了一種強烈的、通常已經意識形態化了的族際情感。”⑩
在現實之中關于民族主義卻有著褒貶不一的看法。關于民族主義的不同主張，甚至完全對立的傾向，許多情況下，似乎都不分青紅皂白的被扣在了“民族主義”這頂帽子下面。比如主張侵略擴張，甚至屠殺壓迫其他民族的主張，會被稱為“民族主義”；相反，反對侵略壓迫，捍衛民族獨立的主張，也會被稱為“民族主義”。主張嚴格民族界限，甚至用血統或者政治邊界來確定民族歸屬，以達到所謂“純化”民族的目的會被稱為“民族主義”；而主張宏揚文化，同化吸收其他民族，擴大民族成員的數量也會被稱為“民族主義”。以至于湯姆斯·奈倫感嘆“‘民族主義’是現代歷史發展中的病態。如同‘神經衰弱’之于個人一樣的不可避免；它既帶有與神經衰弱極類似的本質上的曖昧，也同樣有著退化成癡呆癥的內在可能性——這個退化可能性乃是根源于世界上大多數地區所共同面臨的無助的兩難困境之中（這種癡呆癥等于是社會的幼稚病），并且，在多數情況下是無藥可醫的。”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各種民族主義在‘政治上’的力量相對于它們在哲學上的貧困與不統一”。⑾
三、文化認同的歷史空間
文化認同總是處于一定的環境之中，不同的社會層面產生不同的文化認同。在民族層面上的文化認同則可以理解為與個體關系最為重要的文化認同之一。當然，文化認同不是天然就形成的，也不是天然就能夠為個體所感知的。很大程度上文化認同是在有比較的環境中產生，故“文化認同的增強往往是在文化對比之中，甚至在文化危機之中獲得的，在沒有對比中可能也就沒有強烈的自我的文化認同感受，人們僅僅是生存在一種熟悉的文化環境中。”⑿露絲·本尼迪克特曾深刻地指出一種文化，就像一個人，或多或少有一種思想與行為的一致模式。每一文化之內，總有一些特別的，沒有必要為其他類型的社會分享的目的。我們只有理解那個社會的情感與理智的主要動機，我們才能理解這些行為所采取的形式。
所以每一個個體對于所處的文化的認同都是在不知不覺中進行的，隨著個體的發展逐漸加深對文化的認同與理解。當然，個體在發展過程中有相當一部分跳出了普遍意義的文化認同，站在了更高的層次審視自身所處的文化環境，但是這不能表示個體已經跳出了生長的文化圈，只能是表明文化圈的范圍進一步延伸擴展了，有了更加寬泛的外延和更加深層次的內涵。正因為如此全民族層面上文化認同和民族的興衰具有相當密切的聯系。當一個民族處于興盛階段時于此相適應的這一民族的文化認同不僅較為強烈，而且可以表現得寬宏，在對自己文化民族的認同的基礎上，易于吸收文化中有益的因素為我所用，其結果是使自己的文化中注入了新的血液，獲得新的發展。然而當一個民族處于落后的境地，文化認同在一定時期內是不一定會因此喪失的，相反還可能成為維護自己生存的內聚力，但是它所表現出的不再是一種廣納寬容的姿態，而是一種排外、維護自己利益的姿態，其結果可能導致一個民族更加封閉，更加落后，陷入惡性循環的怪圈之中，直至這個民族走向滅亡，或為先進的民族所融合。所以“民族的興盛是文化認同的堅實基礎；落后的民族總是要受到先進文化的影響。民族處于衰落期文化認同的另一種情況是以自己的認同為武器來維護自己的民族存在，其結果是導致民族的封閉與排外。”⒁
從以上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來，在“民族主義”問題中爭論還是很多的。在現實生活之中，我們卻又無時無刻不碰到關于民族主義方面的問題。而且在民族問題中又常常與文化認同糾纏在一起。尤其是在當今網絡如此發達的環境之中，信息傳播的速度已經大大超越了人們的想象了。甚至有人說，千比特已經取代原子成為社會的基本元素了。例如2008年的奧運圣火傳遞中發生的種種不愉快，在那樣的環境下民眾的情緒很容易被激發和利用，作出不理智的行為。對于正在進行的上海世博會，可能觸及到民族的事件會更多，雖然很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如果，大學生如果能夠了解關于民族主義的知識，在文化認同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在面對類似的問題中就能夠作出自己的判斷，采取更加理智的行為來作為對本民族不尊重的回應。這樣才能達到更好的效果，也符合社會的要求。
注釋：
①關于孫中山先生和蔡元培先生對于“民族”的定義，參見百度詞條“中華民族”上網時間2010年5月5日。
②關于費孝通先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研究，參見徐杰舜、韋小鵬《“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研究評述》，《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
③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P64
④《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民族工作，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光明日報》，2005年6月1日。
⑤厄內斯特?蓋爾納，《民族與民族主義》， 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 年，P1 – 2。
⑥參見安東尼·D·史密斯，《全球化時代的民族與民族主義》，龔維斌、良警宇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
⑦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吳叡人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P11。
⑧顧昕《伯林與自由民族主義思想》，見《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批判與反思》，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P329。
⑨參見徐訊，《民族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⑩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P96
⑾參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吳叡人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P5。
⑿鄭曉云，《文化認同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P28。
⒀參見露絲·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⒁鄭曉云，“文化認同的機制與類型”，《文化認同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參考文獻：
[1]葉江，《民族概念三題》，《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吳叡人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
徐杰舜、韋小鵬《“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研究評述》，《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
厄內斯特.蓋爾納，《民族與民族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 年。
安東尼·D·史密斯，《全球化時代的民族與民族主義》，龔維斌、良警宇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
顧昕《伯林與自由民族主義思想》，見《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批判與反思》，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
徐訊，《民族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10]鄭曉云，《文化認同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