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主義是現代性的政治共同體意識與行動，民族主義塑造出了民族。民族主義強調他者意識，強調民族的政治權利，也強調民族內部的平等。民族主義推動了民族國家的創建。民族國家被證明優于之前的政權組織模式，因此民族主義又成為現代國家合法性的來源。民族國家創建之后，民族主義依然存在，還會以愛國主義、分離主義等形式表現出來。對那些只具備了民族國家外表而沒有實現對民族國家的認同超越其他認同的國家而言，締造或者深化民族主義在其未來的發展中顯得尤為重要。
關鍵詞：民族主義；民族國家；民主
民族國家是當今國際政治中最主要的行為體，民族國家是經由民族主義推動創建的。民族國家的創建過程長期、復雜而多樣化，但民族主義的內涵卻是同一的，是民族主義使今天的國家形態在主權之外，又確定了內部的集體身份認同。通過理論上的抽絲剝繭，揭開民族主義乃至民族國家的面紗，將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的關系進行梳理、闡釋，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知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的多重關系，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當今國際政治中不同民族國家所呈現的不同面貌。
一、民族主義：現代性的政治共同體意識與行動
學者、政客、媒體經常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內涵闡釋民族與民族主義，使這兩個詞匯充滿了復雜性。一些學者曾對民族與民族主義進行了詞源學考察。德拉諾瓦指出，民族(nation)一詞來源于拉丁文natio、nationis，意指種類、種族、人群。霍布斯鮑姆通過對西班牙語、法語、德語等進行詞源學考察后發現，民族有時指“外來者”，有時指“籍貫”，有時也指“階級”。埃里·凱杜里則指出，歷史上的民族概念“絕不符合現代的地理劃分，更不符合現代人們所理解的‘民族’”。對于民族主義的詞源學考察，有學者追溯到但丁的《論世界帝國》，認為“羅馬民族就是最高貴的民族”是一種民族主義的表述。邁克爾·曼則較為令人信服地稱“民族主義一詞1774年在德國首次使用，1789年在法國使用”。對民族與民族主義的詞源學考察，無助于我們厘清概念使用上的混亂。而混亂之所以產生，主要源于兩個因素，一是語義的變遷，二是對于民族與民族主義產生時代的判定。在語義的變遷上，里亞·格林菲爾德指出，民族的含義經歷了語義變化的之字形(zigzag)模式，以致使其含義從最初指“一幫外國人”，經過一系列變遷，發展到指“獨一無二的人民”。在民族與民族主義產生的時代上，有的學者認為民族和民族主義是古老的、持久不斷的現象，也有的學者認為民族與民族主義都是現代的產物。要展開分析，首先需要對民族與民族主義做出明確判定。
我們最熟悉的對于民族的定義是斯大林的闡述：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這一定義較為全面地概括了民族所具有的社會一文化特性，然而民族與部族、族群等有著怎樣的區分并不明晰，因為部族或族群一般也都具有上述共同特征。為確定民族的特性，安德森將民族定義為“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并且，它是被想象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安德森的定義凸顯了民族的政治屬性，但該定義存在的問題是將民族與主權掛鉤。實際上一個民族擁有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只有一個民族的極端情況從未出現過。我們可以將民族認定為一種政治共同體，這種共同體無疑要具有社會一文化根基，但政治性訴求是其區別于部族、族群等共同體的特色，而這種政治性訴求不一定要指向構建主權國家。民族是如何形成的?這一點很多學者達成了共識，“是民族主義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那么民族主義和民族又是何時出現的?林茨和斯泰潘認為，“現代民族觀念和現代民族主義直到18世紀晚期才開始出現”。吉登斯也認為“民族和民族主義均是現代國家的特有屬性”。蓋爾納則將民族主義的產生更為細致地與歐洲工業時代的來臨結合在一起，他認為農業社會的社會組織完全不利于民族主義原則。但工業時代需要更多的人識文斷字并掌握專業技能，勞動分工打破了個體間的隔絕狀態從而形成合作狀態，民族主義意識也借此傳播。“向工業主義的過渡時期也必然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時期，這是一個狂暴的調整時代，政治疆界或文化疆界，或者兩者都在被改變，以便滿足第一次使人感到它的存在的民族主義的要求”。民族主義是現代的產物，已得到了眾多學者的認同，盡管在表述民族主義的發端時不同的學者可能會追溯到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或是更早些的英國國教運動。
筆者也贊同民族主義誕生于現代，并將民族主義界定為“現代性的政治共同體意識與行動”。現代性確定了民族主義產生的時代，民族主義產生于現代化的過程中也是現代性的重要表現；政治共同體是民族主義的最重要訴求，該訴求強調他者意識，強調民族的政治權力，同時也強調共同體內成員的平等；意識與行動，指出民族主義既應是思想層面的，也應是行動層面的，自覺的意識推動自覺的行動才是真正的民族主義。
那我們該如何解釋認為民族與民族主義是古老傳統的判斷呢?筆者認為，將民族追溯到久遠的歷史時代，如認為歐洲民族從羅馬帝國四分五裂時期就開始形成，“1789年，歐洲已有不少的古老民族”的看法是將民族定性為社會一文化共同體，與族群等沒有進行明確區分。那種將民族主義進行久遠追溯的做法，是將愛國主義等同于民族主義。雖然如今愛國主義是民族主義的重要表現，但并不是歷史上所有的愛國主義都等同于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是歷史進程中一以貫之的現象，城邦、帝國都能塑造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是對一個人所屬國家與民眾的愛，但既不宣揚個人與國家的政治聯系，也不宣揚共同體內的平等意識，民族主義卻同時具備了上述三種要素。
二、民族主義推動民族國家創建
霍布斯鮑姆將民族主義的衍生分為三階段，A階段是文化、文學、風俗習慣等層面的交融時期，B階段是民族主義先驅推動民族意識擴大，并鼓吹借助政治手段建立民族時期，C階段是民族主義得到廣大人民支持的時期。但筆者只將C階段，即精英的民族主義啟蒙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形成集體性的政治共同體意識與行動后，才看成是民族主義的真正成型。在A階段，社會文化層面的融合，尚體現不出政治訴求。在B階段，精英分子的鼓吹，只是政治意識的表達，甚或只是分裂分子的宣傳手段。只有在C階段，有了民眾的廣泛支持，民族才經由民族主義意識的塑造而形成，民族主義才真正發揮作用。
當民族主義真正出現并締造民族后，民族就有了政治訴求。由于民族本身并不擁有一個權力結構和為執行各種權力而緊密聯合的各部門，因此民族要想獲得政治權力就要與國家產生關聯，推動國家向著民族國家階段邁進。
這里需要澄清的是主權國家不等同于民族國家。一般認為，主權國家體系形成于1648年的歐洲，但是在1648年的歐洲，很多國家仍處于絕對主義國家階段而非民族國家階段。“英國絕對主義是在17世紀被鏟除的，法國絕對主義延續到18世紀末，普魯士絕對主義保留到19世紀后期，俄國絕對主義直到20世紀才被****”。民族國家有三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民族——一種集體認同，國家——政治獨立的身份，領土——將民族與國家連結成一體的擁有邊界的地理范圍”。主權國家不一定具備民族這種集體認同。
民族主義推動民族國家的創建，一般有兩種形式：一是創建新的民族國家；二是在既有的國家框架內，完成民族主義整合，即通過整合使國內的不同族群生成共同的民族意識與民族認同。
民族國家的創建是歷時性過程。邁克爾·曼把歐洲民族國家的發展進程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始于16世紀，新教運動和天主教改革推動了新的精英文化網絡的構建，并逐漸集中權力，形成了早期民族；第二階段約始于1700年，是商業一國家主義階段，第一階段產生的有限的共同體意識，通過商業資本主義和軍事現代化向下層傳播，從而共同體意識愈發濃厚；第三階段從法國大革命后的1792年開始，這一階段中由軍事危機造就的軍國主義實現了跨階級的民族的生成，并促成了公民權的建設；第四階段從19世紀晚期開始，工業資本主義增加了社會相互作用的密度，并使政府更為代議制化，更為同質化，也就更為民族化。德拉諾瓦則把全球的民族國家創建劃分成四個階段，最先的民族主義運動為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以及由此而始的美洲其他國家擺脫宗主國的運動，被稱為共和主義浪潮。第二波是一些國家在法國大革命的影響與沖擊下，在政治上不得不締造自身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被稱為浪漫主義浪潮。19世紀末，前兩次浪潮衰微，以德國、意大利的統一，愛爾蘭、波蘭的獨立為代表的政治獨立浪潮興起。政治獨立浪潮后淹沒于一戰，二戰后是非殖民化的浪潮，推動了民族國家的普遍化。
民族國家的創建除了歷時性，也是多方面復雜因素共同作用的過程，“通過統一的市場、行政管理體系、稅收與教育，民族主義打破各種形式的地方主義，方言、習俗與宗族，有利于創建強大有力的民族國家”。同時，民族主義在推動民族國家構建的過程中，也要與其他認同——諸如宗教認同、語言認同、血緣認同等，產生融合與碰撞，不是消除其他認同而是要消弭這些認同造成的民族之內的差異性，使民族認同高于這些認同，從而維系民族國家內部的有機聯系。
對于民族國家的創建，我們要澄清兩點：第一，民族國家以民族主義原則創建，但不意味著民族國家內只有一個民族。在現實中，基本上每個國家都是多族群或者多民族國家，“這種局面不僅在歐洲隨處可見，在美國也是如此”。在全球化越來越深入的今天，移民也正在形成新的族群，“在所有地方新型的人口流動特征均反映出國境線的疏松度”，而一旦移民群體由文化、習俗的共性上升到共同的政治訴求或行動，則成為新的少數民族。第二，我們應該避免陷入一種誤區，“基于對某一特定時期特定方式的經驗認為只有一種民族國家構建的方式”。民族國家的創建是一個長期而多樣化的過程，民族主義有共性，但在構建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往往體現出個性。就美國而言，雖然獨立戰爭一般被看成是其民族國家構建的標志性事件，但其民族國家卻不是在獨立那天就完成了構建，“隨著民族身份感明確地由政治上和憲法上的理念所確定以及被共同的歷史神話和文化特征所強化”，它才真正完成民族國家構建。中國的民族主義則從鴉片戰爭之后開始逐步形成，但又不同于美國在憲政的基礎上強化歷史與文化特性，“現代中國的歷史，是以民族主義認同取代文化主義認同，并在世界上彰顯自己民族認同的過程”。民族主義推動民族國家的創建包括創建新的民族國家的過程，也包括將既有國家轉變為民族國家的過程。而民族國家之所以得以創建或既有國家要轉變為民族國家，乃是由于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民族主義被看成了現代國家合法性的來源。
三、現代國家以民族主義為合法性來源
“現代國家是民族國家——即政治機器既明顯區別于統治者，又明顯區別于被統治者，在一個劃定界限的區域內享有最高管理權，有暴力壟斷的支持，并且作為國民對國家最低限度的支持或效忠的結果，這種政治機器享有合法性”。合法性是一國政府得以有效調動社會資源，實現內部治理的重要基礎。
關于國家的合法性來源，馬克斯·韋伯曾總結出三種模式，分別是傳統型統治、魅力型統治與合法型統治。民族主義在西歐北美最初產生并推動民族國家創建之后，能夠獲得越來越多的認可，就在于其在合法性上比王權政治更為合乎大眾的理性訴求。
在中世紀甚至之后的絕對主義國家狀態中，將信仰與權力結合在一起，確保王權的神圣性，成為王室統治的憑依，但大眾覺醒時代到來后，“國家的權力必須與統治者支持某種信仰的職責區分開來，這成了顯而易見的問題”。于是，社會契約、人民主權的理念為大眾廣泛接受并推動這些理念的實踐。
前文已述，民族主義在精英階層的動員被大眾階層所接受并推動共同體意識與行動時才真正形成，才構建出民族的大體框架。而民族主義意識之所以能夠實現對大眾的動員，在于“民族總是被設想為一種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愛”。在政治訴求中，民族主義在深刻、平等的同志愛基礎上，又進一步要求對個****利的認可，公民權是民族不可或缺的要素。公民權將民族與國家結合起來，使民族成員更能認同現有國家或者創建新的民族國家。總之，“在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人民不再是一個被動的政治角色，而是一個積極的主動參與者了”。公民權同時也在民族內部社會一文化共性聯系的基礎上，加上了成員間的政治紐帶聯系，使民族國家不僅呈現出更大的團結，政府也更能有效地動員社會力量，民族國家的國家能力得到了提升。
民族主義除了能夠確定內部聯系，還為確定邊界提供了依據。“民族主義為普通民眾的界定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即哪些應該或者不應該被包含在普通民眾的范圍之內”。主權強調了國家對內的最高管轄權，民族則圈定了應該由哪些人構成一個國家。
可以說，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沖擊之下，以往國家政體賴以維系的君權神授、對王權的效忠或是傳統宗教紐帶的力量變得日益衰微。尤其是當工業時代來臨時，要求國家更具統一性與效率性，此時“民族國家被證明是一種比啟蒙時代典型的王朝的和權威主義的國家更好的統治模式”。
民族國家能夠喚起覺醒的大眾的擁護，使國家能力得到提升，其合法性開始遠遠超出之前的國家形態，也激起不斷的傳播與效仿。按照霍布斯鮑姆的觀點，19世紀中葉歐洲的革命運動，尤其是1830年后的革命運動，是“自覺的民族主義運動”，這種自覺“標志著歐洲的革命運動碎裂成民族的革命運動”。在此后，為了能夠獲得合法性，使自己的政權存續，不少王權制國家也披上民族國家的外衣，宣揚官方民族主義，沙皇俄國、奧斯曼土耳其等都曾經推行這種官方民族主義，“后革命時期的國家，無論是否是在世襲君王的統治之下，都必須跟‘民族’保持一種‘有機關系’，這里的民族指的全體居民的集稱”。
在歐洲國家紛紛創建實質性的民族國家或披上民族國家的外衣尋求合法性時，歐洲列強在殖民擴張中還宣揚“民族國家有權摧毀非民族國家，并為她們送來啟蒙之光”。換言之，民族性不僅成為國家內部的認同來源，還成為殖民擴張的辯護詞，似乎進行一種民族性與非民族性的區分，就能使殖民者獲得法理上的合法性。
殖民者在其殖民的過程中，雖然宣揚殖民地不具備民族性，卻也將民族主義意識帶到了殖民地區，甚至正是殖民宗主國的殖民教育激發了殖民地人民尋根問祖的文化復興運動以及由此生成的民族主義。帕爾塔·查特吉將民族主義與新興國家的結合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殖民地的精英們沒有認識到民族主義的效用，宣揚非歐洲國家的現代化可以將西方的物質優勢與自身的文化精神相結合；第二階段，殖民地精英們以民族主義發動群眾進行反殖民斗爭，又要在統治機構中盡量排除民眾的作用；第三階段是完成期，民族主義思想得到了最全面的發展，它成了一種關于秩序、權力的理性組織話語。
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殖民體系變得土崩瓦解，在全球范圍內主權國家紛紛建立，當然所有的主權國家都宣稱自身是民族國家，以民族主義原則創建，以民族為根基，盡管很多國家并不是真正的民族國家。如1960年代時，尼泊爾政府宣稱尼泊爾人具有自身的文化特性，君主制與民選議會的政治結構是民意的表現，政治邊界的限定也來源于民眾所居住的領土范圍。
民族主義被現代國家視為國家統治的合法性來源。只有依靠民族主義才能對外確定國家的邊界，對內尋求對國家的認同。在真正的民族國家中，不僅要對外圈定主權的范圍，對內還要真正實現平等的同志之愛，這種愛不是空言，而要通過一套制度實現和保障，這套制度就是民主制度，而非威權****或是寡頭統治。現在，一些國家的政府沒能在民眾穩定的支持中推動國家發展，就在于它們沒能真正實踐民族主義原則，或者說沒有完成民族主義整合。
四、國家框架內的民族主義整合
民族主義推動了民族國家的創建，但在民族國家之內民族主義又呈現怎樣的態勢呢，尤其是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筆者認為，當前國家與民族主義的關系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民族國家內形成了“國族”，即國家與民族的范圍是同一的，國家(國族)之內又以民族主義原則進行民族(或用另一概念“族群”)細分；第二種類型是民族國家內出現了新的民族主義；第三種類型是主權國家尚未真正進入民族國家階段，民族主義整合任重道遠。
第一種類型的國家不僅包括歐美大部分國家，也包括印度、日本、中國等，這些國家經由民族主義推動了民族國家的創建。“日本探尋并強調自己的與眾不同可以追溯到18世紀”。中國的民族主義意識與民族國家的創建過程則經過了從鴉片戰爭到解放戰爭長達一百余年的歷史。但民族國家的創建并不意味著國家內部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同一性。“以民族主義原則確立合法性的國家，它的成員擁有很大程度民族的團結和整合(但不是文化上的同質性)”。民族的團結和整合是變量，不同的國家該變量可能不同，但國家內部的差別不會沖擊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國家內部的不同族群，有時也被定義為民族，這些民族是民族國家創建后依據民族主義原則對內部不同的社會一文化共同體進行的區分，這些民族獲得適當的政治權利但又都認同于國族。譬如中國56個民族雖有差別，但都認同于中華民族。同樣的情形在世界上普遍存在，“在比利時、瑞士和西班牙，不同的族群持續共存在一個(聯邦)國家內，它們的成員稱自己同時具有不同的族群認同和相同的民族認同”。國族的形成，使民族國家具備了凝聚力，民族主義成為“提升威望型民族主義”(prestige nationalism)，民眾為了國家繁榮、富強而奮斗或是在國與國的關系中表現出愛國主義。
國家與民族主義關系的第二種類型是民族國家內出現了新的民族主義。這種情況又可以區分成兩種形式。一種是某一族群在民族國家建立后，宣稱該民族久已存在，只是處在弱勢地位。另一種是某一族群在民族國家創建之后，漸趨滋生出對亞文化群體的認同超過了對國家(國族)的認同，并強調該亞文化群體的政治權利，由此產生新的民族主義和民族。民族國家內的民族主義，其政治訴求可能要求國家對該新生民族的政治權利給予適當認可，如適當的自治權，畢竟“沒有一種安排對每個人都許以民族自決，一個可以接受的解決方式要求精心設計的憲法工程”；其政治訴求也可能是從現有民族國家分離出去，締造一個新的民族國家，使民族國家向碎片化發展。那些要求新民族獨立的民族主義，多被稱為分離主義或者分裂主義。筆者在這里想對分離主義和分裂主義進行區別認定。分離主義是新的民族主義確實出現，民族范圍已經由民族主義確定，該民族整體要求從現有國家中分離出去。分裂主義是一種虛假的民族主義，所謂民族精英分子鼓吹的民族分離主義沒有得到民眾的擁護，甚至新的民族并不存在。這時民族主義是作為一種宣傳口號被利用或者被偷換的概念。從法理上來講，任何一個主權國家內的分裂主義都不具備合法性。
在二戰后的新獨立國家中，還存在國家與民族主義關系的第三種類型，即主權國家雖然宣揚自身是民族國家，實際上并未產生真正的民族主義。以尼日利亞為例，“英國人在1960年離開尼日利亞更多地是出于他們自身的原因，而非迫于民族主義運動的驅使。尼日利亞的民族主義運動，正如我們所見，既沒有強大的凝聚力，又缺乏廣泛的群眾基礎”。一些學者認為這樣的國家不應該被稱為民族一國家，而應該被稱為國家一民族，因為這些國家“政治權力與主權先于自覺性的民族性與文化整合”。目前陷入發展困境的國家，重要原因就在于沒有通過民族主義實現社會整合，各自獨立甚至對立的部族或部落成了社會的根基。沒有經過民族主義整合削弱了國家的同化能力，反過來國家同化能力低下又影響了民族主義整合，“在非洲和亞洲的許多新興國家中，正在走向現代化的國家的同化力沒有阻止住族裔抗議和分裂，更不用說破壞了族裔界限與文化”。這種惡性循環的局面造成很多國家出現了種種問題。“民族一國家一方面要打破個人的傳統(或者說原生)社會聯系，另一方面民族觀念的構建又要求助于某些傳統的認同因素”。對那些陷入困境的國家來說，如何在打破與構建間尋得一個平衡點是關鍵所在。以民族主義進行社會整合，使對民族國家的認同高于其他認同成為這些國家進一步發展的重大課題。
綜上所述，民族主義是現代性的政治共同體意識與行動，民族主義構建了民族，以民族為根基，推動了民族國家的創建。民族國家對外確定邊界，對內締造大眾的平等性關系，強調公民權，以此維系社會的有機關系。民族國家已被證明優于其他的國家組織形式，并成為當今世界最主要的國家組織形態。但這并不意味著在現代民族國家之內民族主義就已消失，民族的自治運動、分離主義還存在，有些國家具備了民族國家的外表后還要進一步進行實質性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