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文革”；山東；文化批判
[論文摘要]“文革”初期山東的文化批判分為兩個階段。1965年l1月《大眾日報》轉栽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到1966年4月為學術批判階段。1966年4月到6月為政治批判階段。第一階段的批判嚴格控制在學術討論的范圍內，具有明顯的學術討論的特征。第二階段由學術批判轉向政治批判，由學術界、教育界擴展到整個社會．并開始對本省人物進行點名批判。山東省級領導人對“文革”的態度與自身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和當時的形勢密切相關，同時也對整個“文革”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持續十年之久的運動之所以被稱為“文化大革命”，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場運動是由文化領域的批判開始的。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的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是引發“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圍繞著對批判(海瑞罷官》的不同認識，中共高層內部產生了嚴重分歧，并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十年“文革”的進程、走向和結局。從總體上看，“文革”初期的文化批判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965年11月《大眾日報》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到1966年4月為學術批判階段。1966年4月到1966年6月為政治批判階段。本文擬以山東省“文革”初期的文化領域的批判作為考察對象，分析地方領導人對“文革”的看法、態度和應對之策，探求這一時期的文化領域的批判是如何對“文革”全局產生影響的。
一、對《海瑞罷官》的學術批判
從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過程、行為和結局等多方面全面審視，它不僅僅是一場毛澤東所說的“政治大革命”，而是一次試圖改變除經濟領域以外的政治、社會、文化的全方位變革。“文革”的發動者和支持者都曾聲稱“文革”的目的是建立一個新世界，塑造一批新人。圍繞著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中共高層產生了明顯的分歧。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彭真等力圖把這一批判控制在學術爭論的范圍內。而以批判《海瑞罷官》為突破口，意在清洗黨內意見分歧者的毛澤東則努力借文化批判引發政治批判。這種分歧在1966年2月12日中共中央轉發的以彭真為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和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發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兩個中央文件的尖銳對立中表現出來。
1965年11月24日，《大眾日報》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山東省在對《海瑞罷官》的最初批判，按照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報》轉載姚文元文章時，根據周恩來、彭真意見寫成并修改的把批評控制在學術討論范圍內的編者按的精神開展。當時，華東局的觀點也基本與《人民日報》編者按的觀點一致，要求各省把對《海瑞罷官》的討論控制在學術批判范圍內。華東局宣傳部制定的有關《海瑞罷官》討論計劃確定了三個討論要點:用什么標準評價歷史人物;“清官”論問題;道德繼承問題。并再三強調要讓不同意見“充分發表出來”，要使“討論正常化”。12月10日，山東省委宣傳部召集社會科學界，主要是文史界和高校負責人開會，對討論進行部署。提出學術討論“范圍限于對《海瑞罷官》文章本身的批判，不要聯系本省的”，“堅持說理，以理服人”，“不要用質問口號”，“不要搞工農兵批判”，“不搞人海戰術”。
1965年底至1966年初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嚴格控制在學術討論的范圍內。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參與爭論的人員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文科各系和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當時山東省羚有16所高等學校，設有文科系的主要有山東大學、山東師范學院和曲阜師范學院。高等院校文科系的討論方式主要是舉辦討論會、組織師生寫文章等。1965年12月21日，《大眾日報》以《海瑞罷官到底宣傳了什么—本省高等院校文科師生展開熱烈討論》為題目，詳細報道了山東大學、山東師范學院、曲阜師范學院文史各系師生開展討論的情況。1966年1月底，山東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山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聯合邀集省文、史、哲各界專家、學者，就《海瑞罷官》討論所引起的有關“清官”、歷史人物評價以及道德繼承等問題，舉行了歷時五天的學術討論會。參加討論會的有山東大學、山東師范學院、曲阜師范學院的文科教師以及有關理論工作者共70余人。
第二、討論和爭論的問題主要是《海瑞罷官》所涉及到的學術問題，與現實政治幾乎不進行聯系。山東大學的討論主要圍繞《海瑞罷官》，就海瑞的歷史地位、歷史劇創作以及如何評價歷史人物等問題展開討論。討論的內容有:《海瑞罷官》主要宣傳了什么、怎樣看待“清官”問題、如何處理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的關系、《海瑞罷官》是否宣揚了階級調和問題等等。山東師范學院討論的內容主要有:歷史上到底有沒有清官問題、關于怎樣評價歷史人物、《海瑞罷官》宣揚了些什么等。曲阜師范學院討論的內容主要有:《海瑞罷官》到底宣揚了什么、“清官”與“貪官”的區別及其歷史作用、海瑞在歷史上的作用、如何研究歷史和寫歷史劇等等。從他們討論的情況中可以看出，“對《海瑞罷官》和有關問題的評價，實際上涉及到如何對待歷史人物和歷史劇的問題，用什么樣的觀點來研究歷史，以及怎樣用藝術形式來反映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問題。
第三、學術爭論比較激烈，涉及到當時文學、歷史學研究的一些熱點問題，各種觀點均可以發表，沒有出現后來的觀點一邊倒現象，具有明顯的學術討論的特征。如關于怎樣評價歷史人物以及對海瑞該不該肯定的爭論就反映了當時學術界關于歷史人物評價的不同觀點。有的認為:肯定或否定一個歷史人物，要看其站在當時社會主要矛盾的哪個方面來決定，就是說，看哪個階級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這個人是站在哪個階級立場上，代表哪個階級利益的。封建社會的清官、好官都是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因此都應否定。“清官”比“貪官”更反動。有的認為:在某個朝代開始時，封建統治階級懾于前朝的動亂和崩潰，被迫采取了一些“與民休息”的讓步政策，對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可以給以一定的歷史地位。但當某一朝代末期，階級矛盾十分尖銳，農民揭竿而起，沖擊封建王朝的時候，再實行改良主義措施，就失掉了任何進步意義而成反動的了。不同意上述意見的認為，對海瑞應當適當肯定。如海瑞在統治階級內部比較說，應是被肯定的人物;但對人民就應說是反動的該否定的人物。海瑞退田、除霸、興修水利，對當時的生產發展和人民生活有一定好處，確實有利于人民，因此，不應全盤否定，而應當適當肯定。再如對《海瑞罷官》的主題和現實意義等問題的認識上，也存在著不同認識。有人認為《海瑞罷官》這出戲抹煞了階級矛盾，宣揚了階級調和論，是一出道道地地充滿封建毒素的壞戲。另外有的認為，不能把《海瑞罷官》中的“退田”和“平冤獄”與現實的“單干風”和“翻案風”聯系起來。認為這樣聯系有點牽強附會，沒有說服力。有的說資產階級進攻，反對的是社會主義，而海瑞反對的是貪官污吏，怎么能相類比呢?有的說分析作品的現實意義不能簡單化。你為什么單去領會這是影射人民公社和“平反”呢?你不好去領會這是影射反對壞人壞事嗎?這樣不也有教育意義嗎?
綜觀這一階段山東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還基本上屬于學術批判的范圍，與1966年4月之后的政治批判有根本區別。一是山東的做法完全是按照《人民日報》編者按關于把《海瑞罷官》問題控制在學術討論的范圍內的精神去做。盡管當時《解放軍報》的編者按按照姚文元文章的口徑說吳晗的歷史劇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但對地方上進行的批判沒有多少影響，這與1966年5月之后，地方的批判完全緊跟《解放軍報》的口徑不同。二是反映了當時把歷史問題與現實問題、把學術討論與政治討論混在一起的現象，說明毛澤東關于階級斗爭的理論對當時的學術界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左”的思想已開始占居主導地位。三是反映了意識形態領域的極左思潮已相當嚴重。四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學術界存在著反對極左思潮的思想和觀點，有的明確提出不應該把學術問題同政治問題聯系在一起，如在曲阜師范學院的討論中，有的人就認為:“評價歷史人物不能單從階級觀點出發，也得考慮歷史條件”;清官、貪官不能“一鍋煮”，清官對人民的態度好，當時所起的作用也好，應適當肯定等等。五是這一階段的批判雖帶有政治批判的成分，但沒有涉及山東地方領導人和學者，反映了地方領導人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之后，開始采取一種比較明智的政策。1966年4月17日，高教部黨委召開的北京、天津十所高校黨委書記、宣傳部長會議認為“目前在批判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領導思想落后于實際，從學術觀點上批判的多，從政治觀點上批判的少，沒有自覺地認識到這是一場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階級斗爭”，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山東的情況也是基本如此。這也是引起毛澤東不滿的原因。
二、由學術批判到政治批判的轉變
1966年4月18日，《解放軍報》發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社論。這篇社論的觀點主要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內容，公開提出“建國后的十幾年來，文藝界存在著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它的發表標志著“文革”初期的公開的學術批判開始轉為大規模的政治批判。從此，《解放軍報》代替《人民日報》成為文化革命的風向標，也是軍隊介人“文化大革命”的先聲。5月8日，《解放軍報》和《光明日報》分別發表高炬的《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和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別真假》的文章后，批判的重點開始由吳晗轉向鄧拓和“三家村”。為適應形勢的變化，山東省委采取了一些措施。1966年5月4日，山東省委文化革命辦公室召開文科大學黨委書記會議，就運動進一步如何搞法進行部署。5月16日、17日，山東省委連續召開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全體會議和省直各有關部門負責人會議，進一步研究部署文化革命運動中的工作，開始由學術批判向政治批判轉變。1966年5月16日，《大眾日報》發表《徹底清除<燕山夜話的反動流毒—評丁秀生的<歷下漫話》，標志著山東從學術批判轉向政治批判過程的完成，山東省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由學術批判向政治批判的轉變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在轉載一些政治批判文章的同時，發表本省理論工作者的政治批判文章。1966年4月13日，《大眾日報》發表署名魯理文的《駁“清官”論》的文章。文章開頭就充滿火藥味，稱:“‘清官’論，是吳晗同志用來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反對社會主義的一枝毒箭。他通過美化封建統治階級的所謂‘清官’，來宣傳階級調和;通過頌揚海瑞的‘罷官’，來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唱挽歌;通過宣揚‘平冤獄’和‘退田’，來鼓動各種各樣的牛鬼蛇神向社會主義制度進攻。
第二、對吳晗和“三家村”的批判由學術界、教育界和黨 政機關開始擴展到整個社會。以前僅限于高等院校文科師 生、科研院所研究人員的批判情況有所改變，更多的單位和各個階層的人士參與，工農兵成為政治批判的主體。各高等學校、中等學校的歷史、中文、政治理論等課程，一律改為學 習毛主席著作和有關文化革命的文章。山東大學截至5月16日，已寫短文、評論等八千余篇。4月19日、24日、26日，《大眾日報》連續發表《農民駁吳晗—歷城縣祝甸公社辛甸大隊貧下中農社員討論<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紀要》、《徹底粉碎吳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濟南第一機床廠部分職工嚴正批判吳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徹底粉碎吳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解放軍某部指戰員嚴正駁斥吳晗的反動政治觀點》等三篇文章，對工農兵參加批判的情況作了報道。青島鑄造機械廠的職工，四天的時間寫出批判文章300多篇。“理論開始從課堂、研究室解放出來，少數知識分子壟斷理論的局面被打破了，工農兵群眾掌握理論的新的歷史時代開始了。’，據山東省委文化革命領導小組辦公室1966年5月17日《關于我省文化革命情況的第二次簡報》記載:“連日來，工廠、農村、連隊、機關、學校紛紛集會，寫文章，出墻報，貼大字報，聲討鄧拓、吳晗的反黨罪行。工農兵參加所謂李術批判是由學術批判轉向政治批判的顯著特征。
第三、改變了以前確定的不涉及本省人物的做法，開始了對本省意識形態領域負責人和“學術權威”等有關人物的批判。山東省委為適應形勢的變化，決定在省級選擇三至四人進行批判。對政治批判的時機選擇、重點批判人物的確定、批判的先后順序、采取的方式以及如何在全省各級選擇批判人物均作了周密考慮。在政治批判中，山東重點批判的人物有余修、李景春、丁秀生、劉知俠等。重點批判的作品有(大眾日報》的《歷下漫話》專欄、<孫安動本》等。在具體批判斗爭中，決定先公開批丁秀生和《歷下漫話》，再批余修，最后批《孫安動本》。因《孫安動本》與山東省委領導人關系密切，所以放在最后并對批判作了嚴格限制。
《歷下漫話》是《大眾日報》副刊《豐收》在1962年7月創辦的一個專欄，形式類似于《燕山夜話》。1966年5月16日，《大眾日報》發表署名高向東的《徹底清除<燕山夜話的反動流毒—評丁秀生的<歷下漫話》，按照既定部署，開始公開批判《歷下漫話》。《歷下漫話》被稱作“是‘三家村’黑店伸出來的一個******觸礁，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歷下漫話》的出現，和鄧拓的《燕山夜話》一樣，都是過渡時期意識形態領域里激烈的階級斗爭的反映。它是在國內外階級敵人向我們的黨和國家猖狂進攻的時候，為了適應被****的反動階級力圖復辟資本主義的政治需要而服務的。”“總之，《歷下漫話》和《燕山夜話》一樣，是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他的矛頭完全是指向我們的黨，指向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之后，對《歷下漫話》的批判與對鄧拓、“三家村”的批判同時進行。報紙上連篇累犢發表工農兵的批判文章，在全省掀起了一個批判高潮。勞動模范、五好戰士、先進工作者紛紛發表文章聲討，但批判內容基本一樣。從1966年5月19日《大眾日報》報道的濟南開展大批判的情況可見全省的一斑:“鄧拓黑幫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被揭發以后，全市廣大人 民群眾紛紛舉行聲討會、座談會，并通過黑板報、墻報、大字報、廣播等各種宣傳工具，向鄧拓黑幫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濟南成通紗廠和濟南第一機床廠職工，幾天的時間，就寫出批判‘三家村’黑店的文章1820篇。”1966年5月27日，《大眾日報》第一版整版發表署名東生的《戳穿余修的反動面目》的文章，開始了對余修的公開批判。文章批判“余修是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政府內的代理人和野心家”，“從余修一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中，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出，鄧拓、吳晗、廖沫沙等人開設的‘三家村’黑店，是一個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在我們山東也有他們的分店。這個分店的掌柜就是余修’。對余修的批判與對丁秀生的批判相比，又進了一步。從5月9日到6月13日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大眾日報》編輯部收到所謂揭發批判聲討鄧拓黑幫和余修、丁秀生等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的來稿來信四萬余件，對《海瑞罷官》的學術批判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政治批判，逐步實現了由學術批判向政治批判的轉變。
1966年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后，山東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進一步升溫。1966年5月11日至6月11日召開的山東省委二屆五次全體(擴大)會議是山東正式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標志。6月18日，山東省委召開3. 6萬人參加的開展“文化大革命”動員大會。省委書記、省長白如冰作《進一步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報告，點名批判全省宣傳、文化教育戰線的13名所謂“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產階級學者、權威”。至此，“文革”初期山東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初步結束，“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三、山東省級領導人對待“文革”初期批判的態度分析
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是“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對“文革”初期開展意識形態領域批判的真實意圖和要達到的目標，絕大多數省級領導人是“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執行”。絕大部分省級地方領導人對批判《海瑞罷官》的最初態度是既沒有感到意外，也沒有給予過多地關注和重視。山東省級領導人也是采取了非常謹慎的態度，把影響控制在盡可能小的范圍內，和毛澤東的意圖大相徑庭，這對“文革”的整個進程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地方領導人的態度與當時的形勢和這場批判運動發起的特點密切相關。
第一、類似于姚文元文章的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由來已久，省級領導人已經在歷次政治批判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應付辦法。從1951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到1964年夏季從文學藝術方面擴展到哲學、經濟學、歷史學等各個學術領域的批判，雖然內容不同，著重點各異，但也存在許多共同點:一是毛澤東直接參與或親自發動，把學術研究中的爭論同現實政治聯系起來，把學術問題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加以批判;二是把歷史問題同現實政治聯系起來;三是以階級斗爭的觀點看待學術問題，統統冠之以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思想與封建主義、資產階級思想和修正主義思想斗爭的名義，認為是階級斗爭的表現，存在著泛政治化的傾向;四是為了保持黨的團結或其它原因，一旦毛澤東就某一問題表態，黨內其它領導人雖有不同意見，也表示擁護毛澤東的觀點或者緘默不語;五是除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涉及到一些與胡風有交往的人外，其它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涉及到地方上的人物較少，且僅限于文化領域，對其它領域的影響較小或者還沒有顯現出來。因此，對意識形態領域斗爭嚴重性的估計，省級地方領導人員沒有像毛澤東那樣看得嚴重。這是在批判初期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嚴格限制在學術討論范圍內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這種態度與省級領導人自身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有密切關系。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把社會主義社會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進一步擴大化和絕對化，但同時提出不要因為強調階級斗爭而放松經濟工作。這就造成地方領導人與中央主要領導人在社會主要矛盾和工作重點看法上的分歧和不統一。那時，在中央層面上，階級斗爭被當作主要矛盾，地方領導人雖未對此提出異議，但在實際土作中并未完全接受這一觀點。如云南省委曾出臺云南“不需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省委文件。山東省委主要領導人則提出山東的主要矛盾是糧食問題、吃飯問題。并在1965年5月上旬到8月底在全省范圍內舉行為時四個月的山東主要矛盾的大討論。省委中心組有的說是“水利問題”、“肥料問題”，甚至說是“生產和生產不出來的”矛盾、“人和老天爺的矛盾”等等。總之，對山東主要矛盾是什么是緊緊圍繞發展生產力這一主題來認識的，并不涉及到階級斗爭。在批判《海瑞罷官》之初，山東更是在全力解決糧食問題，指揮抗旱救災。這從當時中央的部署和山東主要領導人譚啟龍、白如冰的言論和活動中可以看出來。
第三、這種態度與當時的形勢密切相關。“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導致了嚴重的饑荒，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嚴重危害。山東省是饑荒嚴重的地區之一。在1961年至1965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山東省委接受以前的教訓，改變了過去一味緊隨中央的做法，開始根據地方實際采取一些有利于發展生產的措施，把地方利益和群眾生活放在重要地位，對階級斗爭等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的重視程度遠遠不如對恢復和發展生產的關注，許多省級領導人在內心也反感把政治問題和學術問題混為一談的做法。山東省委主要領導人對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估計，遠沒有毛澤東那樣看得嚴重。其注意力和精力仍然放在調整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生產和當時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方面，并沒有把對《海瑞罷官》的批判當作事關全局的大事。山東雖在行政區劃上歸華東，但在自然地理條件上又與華北相似，經常出現災荒，非早即澇。同時，山東也是“大躍進”的重災區。1966年2月1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北京、河北、內蒙古、山西、陜西、山東、河南、遼寧八省、市、自治區抗旱會議，提出八省、市、自治區的任務是:抗早防澇，爭取豐收，擺脫落后，力爭上游;爭取糧食自給，隊有余糧，國有儲備，農民生活達到全國平均水平。毛澤東對地方領導人對批判《海瑞罷官》的態度也有所察覺并表示不滿。批《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兩天后即11月12日，毛澤東離開北京，經天津南下到上海，途徑濟南、徐州、蚌埠、南京。沿途黨政軍負責人所談的，主要還是集中在農業生產和糧食、備戰和三線建設、領導方法、教育制度這些問題上，都沒有提到當時毛澤東關注的“防止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問題”，更沒有提到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這與當時地方領導人的思想是密切相關的。
在轉人政治批判以后，山東省委不得不按照中央要求，在山東挑選幾個領導人作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但從整體上講是力圖涉及到盡可能少的人，把運動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這種態度一直是山東省委及其主要領導人對待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和做法。這就導致了1966年10月之后，山東省委被當作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黨委遭到批判、沖擊，最后失去對整個局勢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