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思想文化；積極作用；消極影響
論文摘要：新中國成立初期，面臨著各種風險的考驗。在思想文化領域清除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牢固確立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主導地位的任務十分艱巨。正確認識建國后開展的思想文化批判所產生的歷史作用是值得人們深思的課題。
隨著新中國建立，中國共產黨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逐漸成為了主導意識形態。同時也應該看到，建國后封建思想在全社會仍有較大的影響，尤其是作為文化知識載體的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態更加復雜，這與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文化的浸漬具有緊密的聯系。封建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是根本對立的兩種意識形態，建國以后清除其影響也是必然的。隨著社會主義總路線的提出，中國開始慢慢的從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在否定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基礎上進行的，也是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前提。在進行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同時，在思想文化領域開展了針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批判。在針對各類非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批判改造過程中，主要是對電影《武訓傳》、俞平伯紅學思想、胡適思想以及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
一、建國初期開展思想文化批判的積極作用
建國初期開展的思想文化批判，是對于當時仍流行于社會上的封建主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一次總的斗爭。用什么樣的理論來武裝全國人民的思想，這是建國初期一個重待解決的問題。用馬列主義武裝人民的大腦，確立馬列主義在全國各個領域尤其是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是黨的一項歷史任務，黨當時在思想文化戰線的任務是:“領導或推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宣傳，領導或推廣對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批判”。在這幾次批判中，批判的對象雖然涉及一些人，但主要還是思想，如封建思想、資產階級唯心論等等，這些思想曾流行于社會之中，嚴重束縛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積極性與創造性，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再者，由于建國后新中國仍處于帝國主義包圍之中，樹立正確的思想和革命必勝的信念，對于戰勝敵對勢力的進攻來說是不可或缺的。
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占領思想陣地，統領全國人民的思想，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通過這幾次主要的思想文化批判，使廣大黨員和群眾明確了掌握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重要作用，同時也有力的抵制了敵對勢力的進攻，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千百年來，中國勞動人民處于社會的底層，長期受到壓迫與剝削，雖然不斷發生廣大人民反抗封建統治和外國侵略的斗爭，但由于其階級局限性和思想上的缺陷，無一例外地遭到失敗。自馬克思主義傳播以來，工人階級成為了領導革命的主力軍，農民階級在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后迅速成長，與工人階級結成了鞏固的聯盟，中國革命的成功與牢固的工農聯盟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廣大農民是中國社會最大組成部分，通過建國初期的思想文化批判和馬克思主義教育，使其了解了黨的路線和指導思想，并對自身的偉大力量有了正確的認識。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由于其自身的特點，在建國初期這個社會變革時期，其思想也出現了搖擺，通過這幾次思想文化批判，使他們對本階級的落后性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其思想也逐漸轉變，認清了形勢，看到了自己的缺點。最重要的是通過一系列的思想改造運動，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占領了思想陣地，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堅定了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信念，為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和即將到來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文化基礎。
二、建國初期開展思想文化批判的消極影響
1.開了對學術思想進行政治批判的先河
建國初期的思想文化批判原本是要肅清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影響，目的就是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為社會的主導意識形態。在實踐中雖然區分了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但同時也使一部分對于社會發展有益并非具有明顯階級傾向的文藝理論被摒棄，形成了思想文化領域把馬克思主義絕對化與一元化的局面，這樣做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學術思想的發展。即“思想問題和學術問題是屬于精神世界的很復雜的問題，采取批判運動的辦法來解決，容易流于簡單和片面，學術上的不同意見難以展開爭論”。
對建國初期思想文化批判的主要對象及其著作，開始主要限于學術層面，主要表現為馬克思主義與封建主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矛盾，這些爭論，總的說還是人民內部矛盾，但隨著討論的升級，以及黨的介人使得矛盾性質發生了變化。開始用政治運動的方式解決思想問題，并且用定性、批判、****的方式解決學術問題，混淆了學術爭論與政治運動的界限，從此留下隱患，對于以后社會主義文化發展極為不利。對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批評改造是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必要手段，但絕不能簡單的歸結為政治問題，更不能用簡單、粗暴的方法解決學術之爭和思想問題，否則，只能挫傷知識分子的投身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對于繁榮社會主義文化產生了極其嚴重的消極影響。
2.不利于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
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確立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方針，新中國建立后，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進行，思想文化的改造也是必然趨勢。但建國初期的思想文化批判以政治運動的方式，將思想改造運動中所出現的學術問題政治化、階級化，使本來的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為階級矛盾，對于在文化工作者，無疑極具震撼作用，使其不敢充分表達自己的思想，造成了學術思想的單一化、程式化，束縛了文化工作者創作的積極性。不久毛澤東在總結國內外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時指出:“凡屬于思想性質問題，凡屬于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周揚也指出:“從教條公式出發的”、“一些粗暴的、武斷的批評”、“一部份讀者的偏激意見”，“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壓抑和苦惱”。這對于新中國的文化繁榮是具有很大的不良影響的。
3.公民的合法權益受到了損害
文藝思想是一個意識形態問題，內容很復雜，各種不同的意見與主張相互交織，爭論和辯論是很正常的，人們的不健康思想要通過思想改造來實現，不能以政治定性的方式武斷的解決，更不能以迫害的方式來解決。在建國初期的思想文化批判中，出現了由于學術思想而遭受迫害的例子，這也是對公民合法權益的踐踏。不通過法律的程序，關押了一批知識分子，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隨意捕人，對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也產生了不利影響。在對《武訓傳》和俞平伯的批判時，對于當事人的處理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特別是對胡風的批判，則在根本上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權益。在胡風被逮捕，并在關押近10年之后，1965年被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才判處其14年有期徒刑。未量刑審判就被無端的關押近19年，這無疑是對公民憲法權利的巨大侵害，在批判過程中胡風就已經被冠以“******”的帽子，同樣也未通過任何法律手段就對當事人進行定性，開了隨意踐踏公民權利的先河。
三、建國初期思想文化批判的必要性
1.對知識分子改造的需要。
建國前，中國的知識分子大多接觸的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和西方資產階級思想文化，這兩種思想文化曾與馬克思主義一起占據著中國社會的思想領域。而新的政權建立以后，必然要求改變思想領域的這種狀況，解決的辦法就是對各種與新的政權不適應思想進行斗爭，并對其載體實行思想改造。建國后的知識分子中有長期為革命工作，并分散在黨政軍各個部門，即“革命的知識分子”，但很大一部分是舊社會過來，未曾得到改造，對共產黨是陌生的。這些人分散在社會的各個領域，其中“大部分知識分子歡迎共產黨，因為他們厭惡******，因為他們贊賞共產黨能夠統一國家，能夠在幾十年的戰亂之后提供財政保障。在這一部分知識分子身上，或多或少的存在著落后的思想，將一些不切合實際的東西帶進新社會。由于這一部分知識分子大部分接受過西方教育，對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均有較為深人的了解，認為一切西方國家的東西都有應該學習和效仿的必要，正如老舍先生在讀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后，“不禁狂喜”，在“狂喜之后，我發了愁”，“毛主席指示:文藝必須為工農兵服務。我怎么辦呢?從我開始學習文藝寫作起，二十多年來，我的思想、生活、作品都始終是在小資產階級里繞圈圈”;“毛主席提出的文藝服從于政治的道理，這又使我手足失措”;“文藝不但可以和政治分家;分了家日子好過!”;“我怎么辦呢?’’只有“聽毛主席的話，跟著毛主席走”“在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新的文藝生命”。老舍這樣長期與黨合作的文藝工作者認識尚且如此，其他知識分子的思想由此可見一斑。正由于這樣，這一部分知識分子都有較濃郁的個人主義作風，不注重實際，以我為中心。對于人民的生活和社會生活關心不夠，甚至是漠視，缺乏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看問題單一而又主觀，不能透過表象而觀察到實質，造成了理論與實踐相分離，超然于實踐之上，對于社會的需求不甚了解，有“超階級”、“超國家”的世界觀，對于共產黨不疏不近，超然于國家與人民之上。
這些知識分子對于黨和新中國不甚了解，對于馬克思主義很陌生，缺乏為人民服務的意識。知識分子的這種狀況，與當時的文化環境和政治環境也是不吻合的。應該說，建國初期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造成的，在當時是必要的。在延安時期培養和在戰爭實踐中培養的知識分子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而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不能適應社會的要求，因此，對其的改造也就勢在必行。通過對舊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使他們的大多數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有了比較系統的了解，使其思想得到了升華，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許多舊知識分子，開始運用馬克主義的方法論批判舊文藝思想，在寫作的過程中也開始對以前其自身存在的與馬克思主義不同的思想進行檢討。知識分子世界觀的轉變對于當時文學創作和專業研究向著符合新社會和執政黨的要求的方向的轉變起了重要作用。
2.維護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
毛澤東認為:“我們對農民應該領導他們極力做政治工作，期于徹底****地主權力。并隨即開始經濟斗爭，期于根本解決貧農的土地及其他經濟問題。在建國隨著階層的改造，使得社會主義社會初具雛形。廣大的人民群眾，特別是原******統治區的群眾，迫切需要在先進思想的指引下，投身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建設社會主義是實現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而各種舊思想文化是脫離廣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開展思想文化批判，對于廣大知識分子樹立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樹立社會主義理念和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四、建國初期開展思想文化批判的非理性因素
1.在思想文化批判中存在著人身的攻擊現象。
對電影《武訓傳》批判一開始就形成了從政治的高度，采取全國性的、群眾參與的批判方式來解決思想認識問題和學術思想問題的慣例。指責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文章將編導描述為“主觀愿望”之上的“反動政治企圖”，將電影描述為“表示了對中國人民的絕望和詛咒”，以至于編導最后檢討自己的“反人民、反愛國主義”的反動思想，“反歷史、歪曲歷史、捏造歷史”、“給武訓這具封建僵尸穿上了假革命的外衣”.，宣傳了資產階級反動改良主義。閉在對俞平伯以(《紅樓夢)研究》開展批判時，首先宣布主觀唯心主義就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是與馬列主義相對立的反動思想，將學術觀點政治化，指出作者“假借研究《紅樓夢》之名，狂熱的鼓吹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文藝理論，以對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文化運動的發展”，胡風被定性為“******”，遭到逮捕，并在未定罪的情況下被關押了近十年。同時又開了通過剝奪公民的人身權利解決思想問題的先河，所以毫無法治可言的社會是不健全的社會，只有“一個政治開明、法制健全的社會才是保障公民人身安全，彰顯個人風采的根本前提”。
2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學術與政治的界限。
建國初期開展的思想文化批判，從本質上來看仍屬于學術上的爭論，是不同的思想流派的爭論，雖然在有的知識分子身上存在著與時代要求不相適應的落后甚至是沒落思想，但不是思想文化的主流，對其有改造的必要性，但改造的規模與方式卻有些不妥。將廣大的知識分子和文藝工作者置于無產階級的對立面，這本身就是對他們積極性的打擊。建國初期，由于一些知識分子對于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還不甚了解，說一些過頭的話，闡述一些自己的“活”思想也屬于正常現象，知識分子中的問題多數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并非敵我矛盾。把通過學術批判和思想改造可以解決的問題，上升到政治高度，用政治批判的方式解決，甚至將一些知識分子判刑，這是不符合思想改造的初衷的。采取壓服、強制的辦法，不但不能真正解決思想認識和世界觀問題，反而造成不良影響。
五、建國初期開展思想文化批判的現實啟示
1.必須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分析歷史問題
馬克思主義是當代世界最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歷史問題要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建國初期的知識分子既有世界觀方面的問題也有學術思想方面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必須要與當時的歷史時期、社會環境和知識分子本身所需要改造的內容聯系起來，歷史地、客觀地進行判斷。建國初期，由于國內外形勢十分復雜，且知識分子本身的舊思想也需要改造，開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初衷是正確的也是合理的，但由于過分嚴重的估計了知識分子當中存在的問題，又不適當的采取階級斗爭的方式，進行政治討伐，造成某些知識分子的恐懼心理和逃避心理。這場思想文化批判造成了不良影響，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與此有關。實踐證明，沒有正常的學術爭論和學術自由，對學術問題采取簡單粗暴的態度，是不能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
2.必須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建國以后，在培養知識分子問題上提出了紅專標準。鄧小平指出:“只有政治上反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才能說是白。相對應的“紅”則是擁護社會主義，愿意為祖國做貢獻。那時提出的“又紅又?！钡娜瞬?，在今天看來就是指的擁護社會主義，愿意為祖國做貢獻的知識分子。實際上在當時的思想文化批判中，這些被批判的人物，雖然有的是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或是帶有資產階級傾向的知識分子，但應該說，真正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的知識分子還是極少的。他們中的絕大部分是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社會的。黨和政府需要區別對待知識分子，舊知識分子確有改造的必要，但事實是，在建國以后大部分知識分子是愿意為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做出貢獻的。
3.正確把握學術與政治的界限
“學者階層的真正使命在于，高度注視人類社會的一般的實際發展進程，并經常促進這種發展進程。“學者的使命主要是為社會服務，因為他們是學者，所以他們比任何一個其他階層都更能真正通過社會而存在，為社會而存在。”學術的本質是科學，是對知識的認識，是一種研究，應該說學術具有相對獨立的屬性，是一種對社會以及自然的認識和研究。但學術離不開政治領域，它們是無法分開的一個集合體，相互聯系、相互影響。應該說，學術研究只要在不違背主流意識形態的秩序下發展，尊重主流意識形態，就應該鼓勵學術自由發展，鼓勵原創性和多元性，這樣做才能充分調動學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以造福社會，實現學術的繁榮和發展。所以在學術領域出現不同的意見和爭論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即使一些語言過激，但屬于學術層面，用政治的方式打壓是不正確的，同樣，用人人批判個個過關的方式則更為不恰當。要區分學術爭鳴與政治問題的界限，不能任意使學術問題政治化，將兩者直接相關聯，給學術帶上政治的帽子。在建國初期的思想文化批判中，就是把學術問題政治化了，其中還存在一些宗派斗爭的味道，甚至將學術爭論變為政治斗爭，這樣的教訓是應該在以后避免的。要實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必須建立一個健康的學術氛圍，使得學術爭論在健康、理性的軌道上運行。為繁榮社會文化創造一個良好的學術氛圍。